1967年8月7日至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与新加坡五国领导人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由此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成立。

1975 年，中国开始正式承认东盟，这成为改善双方关系的里程碑事件。1978年11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盟。在此之后，中国和东盟逐渐消除了相互的敌意，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的态势。

1991年7月19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开始了中国与东盟的磋商对话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进行正式接触。

随着历史的车轮一路转动，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2009年，中国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东盟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拥有不少从事与东盟有关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广泛分布在智库、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中，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在这些机构中，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是最“气质”最与众不同的机构之一。

本期宁点访谈，我们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黄栋、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竞超，来一起了解下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为什么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华中科技大学为什么会成立东盟研究中心的，中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条件下，促成的？

首先，从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宏观视角出发，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所985高校，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紧密对接并服务于这一国家重大战略，聚焦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大议题，成立中心可以确保我们的学术贡献能够契合国家层面的发展需求。

其次，聚焦区域层面，特别是针对湖北省正在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其核心目标是打造内陆新沿海的经济高地。考虑到中部地区在过去十年乃至更早时期，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国际经贸合作存在差距。我们研究中心的成立，也是面对这一差距，积极响应并推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最后，从学校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华中科技大学在科学研究领域已与欧美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基础。与之相比较，我校与东南亚国家的学术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显不足。鉴于此，我们意识到拓展全球科技合作网络的重要性，尤其是加强与近邻东盟国家的合作的必要性。

通过智库研究的方式，探索并开辟华中科技大学相关学科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新空间，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也是我们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另一重要考量。

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在国内众多从事东盟相关领域研究的机构，在“气质”上，有什么差异化，形成这样差异化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我们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当前国内面向东盟的智库机构主要聚焦于东盟国家的历史、民族、政党、政治、文化及语言等传统领域。然而，随着东盟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传统的研究范畴已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特别是在高科技、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我们的研究力量与成果产出显得相对不足。

鉴于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一所集理工、文、管、医等多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尤其在理工科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学校的特色学科，探索在东盟研究中的新路径，以形成具有华科特色的智库品牌。

因此，在确立研究方向时，我们并未全面铺开，而是有所侧重地选择了科技合作、能源环境、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作为研究重点。这些领域不仅与东盟国家的未来发展紧密相关，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科优势所在。

我们期望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领域内的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现状、未来合作潜力、合作路径、机制设计以及政策建议等，为双方的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不追求研究的全面覆盖，而是力求在若干选定的关键领域内形成核心竞争力。

可以感受到，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差异化，或者说核心竞争力是更加“硬核”，那么具体看，我们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近年来，除了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我们持续性地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每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发展与治理论坛”。这一论坛已成为我们品牌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而近几届论坛的核心议题均聚焦于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领域的合作。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全球的热潮，自然也是我们聚焦的点，也是我们认为中国与东盟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简单说下原因：

首先，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方面的合作，是全球数字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鉴于双方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东盟国家中不乏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这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存在。因此，我们的合作需致力于从全球及双边治理的角度，协助东盟国家缩小这一鸿沟，共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

其次，东盟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数字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在部分美西方国家妄图封堵中国、切断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六亿多人口的市场，将成为中国数字设备、智能产品、软件外包等等走出去的重要阵地。

再者，随着中国与东盟传统贸易的持续增长，线上交易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京东、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在东盟的布局，为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这种线上交易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多元化，也为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东盟国家人民增加了数字福祉。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数字技术教育合作的重要性。东南亚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他们易于接受新兴数字技术，但数字教育体系尚不完善、数字教育能力偏弱。中国在此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不仅大学层面，学科设置完备；在职业教育层面，也有很多适合实用的课程和实训体系。通过课程认证、奖学金项目、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我们可以为东盟国家的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技术教育，既为中国数字企业海外运营培养本土化人才，又助力东盟国家青年提升数字技能、实现就业。

因此，我们东盟研究中心选择围绕数字经济这一核心议题，协同各方力量，在数字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线上贸易以及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持续发力，跟大学和产业界一道，探索与东盟国家合作的路径。

从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选择的研究领域可以发现，中心其实很重视，并且已经在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与落地，这一点也是中心对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计划？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智库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化，一个新兴的概念——“行动型智库”逐渐受到重视。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在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与多方合作的机会，包括我国地方政府、东盟国家相关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我们坚信，作为智库，不应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撰写文章，而应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走出校园，与东盟各国的政府智库、顶尖大学及知名学者建立紧密的交流与合作机制。通过这种跨界的互动，我们不仅能够为学术研究注入更多实践元素，使研究成果更加贴近实际、接地气，还能够有效地促进双边及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为区域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总之，我们愿意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研究资源，除了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还为高新技术企业搭建合作桥梁，在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公共外交中发挥高校智库特有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期待通过与东盟国家的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共同应对数字鸿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