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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举办的“第3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中入围11个奖项的《英雄假期》,最终横扫7奖成为大赢家,而本片的导演李勇昌,更是首次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故事2奖,
就国内票房而言,李勇昌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编剧,他的作品包括《天天好天》、《辣死你妈2.0》。其中被誉为最好的马来西亚电影——《一路有你》,创造了马来西亚中文电影史上最高票房。。凭借《辣死你妈2.0》,李勇昌还荣获2013年马来西亚金筝奖“最佳编剧”。
在电影界,李勇昌还有另一个身份——导演。被誉为“鬼王”的他,其惊悚片作品《超渡》、《守夜》、《怨灵2》、《双魂》均口碑票房双双丰收。
除了在电影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李勇昌数十年来也活跃于戏剧界,曾荣获马来西亚杰出青年奖、全球华人文化艺术大奖,并连续五年获得最佳原创编剧奖。
本期宁点访谈,我们采访到了导演李勇昌,伴随他的艺术经历,一起感受他心目中的电影艺术。
大部分中国的影迷都看过您的作品,知道您的名字,但是中国很少见到您的个人经历报道,您是怎么跟电影结缘的,成为了一个导演?
我在马来西亚修读电影和戏剧。刚毕业的时候,那一年刚巧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那时候,经济一片低迷,马来西亚的影视业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几乎都消失了。
我原本是打算往影视方向发展的,哪里知道一毕业,赶上影视公司纷纷经营艰难。我是主修电影,副修戏剧、话剧,因此我回到了马来西亚的中文剧场,在华人圈子中从事戏剧,担任编剧、导演,甚至是表演导师,耕耘了差不多有10年左右。
我发现其实自己的心还是向往电影,可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中文商业电影,有的也只是独立艺术电影,不会在电影院上映。
很巧,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导演,叫周青元,就是2021年在中国拍摄《了不起的老爸》的那位导演。他对我说:“你有没有兴趣,为马来西亚的电影开拓新的一个方向,我们想做一个院线的电影。”
我自己也觉得该改跑道了,但毕竟我已经脱离了电影10余年,因此先从编剧做起,跟他一起合作了1年3部的电影。就是马来西亚那时候创下几个记录的,《大日子》、《天天好天》、《一路有你》。
你是问我说怎么会当上导演,毕竟我本身也是主修导演,总希望想要回到导演这条路上,所以我就在担任编剧,差不多写了将近10部电影后,就有人正式找我当导演,我也就开启了我自己的电影拍摄之路。
《大日子》、《天天好天》等您作为编剧的作品,都是充满了温情的剧情片,但是,您作为导演,却被称为“鬼王”,为什么您选择了惊悚片这个题材?
在我还是编剧的时候,就在帮不同的导演在写着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剧本。我觉得马来西亚中文电影必须要百花齐放,它不能单一的靠一种类型的电影发展,这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时候,我跟周青元导演走的是比较本土特色的剧情片,可能跟别的导演又是不同类型的喜剧片还是什么其他类型的片子。我发现惊悚片可能没有什么人在拍,就有自己做这种片子的导演的决定。
另外一点,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比例也不是太多,大概只有22%而已。我一只在思索,什么样的作品能既让华人观众喜爱,马来西亚人也能接受。从商业考量,在马来西亚除了好莱坞电影、香港动作电影之外,东南亚的惊悚片比较受欢迎,特别是泰国的惊悚片。
因此我就决定拍一拍惊悚片,最后想不到,我一下子拍了好多部的惊悚片,就被称为“鬼王”。
其实我也一直在探索电影表达的多样性,也不想为了拍惊悚而拍惊悚。我希望用电影记录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用电影讲述这个年代的一些,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跟我所感受到的一些故事。
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媒介,即便时光流逝百年,我们的子孙也可以看得到。我觉得把本地的一些惊悚故事或者是所谓的灵异事件,用电影记录下来也挺不错的。
我到现在为止,大概拍了9部电影,惊悚片真的占了一大半。不过就算拍摄惊悚片,我都不想原地踏步,虽然是惊悚片,我也希望能讲述关于文化的故事,让中国的观众、马来西亚观众,甚至其他国家的观众一起探究马来西亚的神秘一面。
您作为编剧,创作了很多温情的作品,作为导演,又拍摄很多惊悚片,反差如此大,这之间的创作角度,是怎么才能把握的这么好?
我是觉得,拍电影是一个蛮孤独跟寂寞的行业,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当你作品出来的时候,可以跟观众有一个共情共鸣的一个交汇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才是拍摄电影最大的动力。
电影它是艺术,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商业的产品,创作者需要在艺术价值以及在它的商业价值中间取一个平衡。我的创作方法,就是不管做什么类型的片子,都以人为本。
我了解自己的特质,我在生活上是比较敏感的,我在情感上也比较细腻的,所以我关注周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情感的交流更多一点,并把我的感受变成文字。
“共情共鸣”是我写在办公室的白板的4个字,拍摄电影,我并不是刻意把握创作角度,而是所有的精力,都套放在思考怎么得到观众的共鸣这个方向。
导演和编剧看似好像是很相近,都是围绕作品的创作在工作,但实际上应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工作,要求用不同的思维角度,要具备不同的工作技能,您是怎么看?编剧的身份和导演的身份,二选一,您倾向于哪个?
的确,导演和编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我长期的话剧创作生涯,让我了解剧情走向与观众反馈的联系,我也懂得编剧文字变成影像需要怎样的手段,所以一直习惯的自编自导。
但是我从来都把这两个身份完全隔离。在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当编剧,就是为了让我当导演的时候,比较容易掌控影片,甚至是比较容易拍,没那么辛苦,其实这是偷懒的一个方式,出来的作品真的有点差强人意。
后来一个老前辈就跟我说,其实你在当编剧的时候,你一定要完全脱离你是导演的身份,在你的世界里,不要限制自己的创意,不需要考虑最后是怎么拍的,对导演是越仁慈的,越是害了他。
所以每次我每次编剧剧本,都不要去想怎么拍。在我换做导演角度时,就会想尽办法,怎么让剧情的完成度比较高,两个身份相爱相杀,才能把自己推上更高一层。
我觉得电影一直可以让我见识更广,体会更多,每天都经历不同的人生。之前一部中国电影《孤注一掷》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总是会两颗心,一颗是贪心,一颗是不甘心,我就是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只有一种方式。
所以我想有一些不同的人生,如果只是当编剧的话,我的工作可能就只是处于前期。当导演的话,前期中期后期我几乎都能经历,到不同拍摄地点,看到不同的人生。
我在导戏的时候,几乎整个人都会投射在那个角色或者故事里面,我在经历每个角色的时候,我仿佛就是在经历一个新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我还是想继续导演。
您的作品,在去年马来西亚电影节拿了很多大奖,从几部作品中感受到您的初衷,并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创作,您觉得,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创作?
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拿奖,在马来西亚电影市场拿下最佳导演,同时入围11个提名,拿了7个大奖,对我来讲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因为那部戏没有很宏观的主题思想,我只是想用它记录我童年的故事。
后来评审团跟我分享欣赏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电影里,有对这片土地的爱。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要拍摄一部旷世之作扬名天下,我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可以用电影来记录人生,若干年后我再回看自己作品时,可以再次体验心路的变化,回味过去美好的时光。
比如我的那部《大手牵小手》,就是通过记录我与母亲的一些故事,让大家意识到,原来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东西,其实爱跟真善美才是电影应该要表达的主题。
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可以获得这些奖,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电影拍的特别好,比别人更加优秀,而是,刚巧这个社会目前需要这样温暖温情的故事,让大家记得,曾经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美好事物。
如果创作的目的性太强,那么最终故事里就会有很多很多元素参合进去,人会贪心,一贪心这个故事就碎了。
您觉得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差异性有没有很大?现在东南亚的旅游市场比较惨淡,亟待的就是一些文化的交流,电影艺术在几种交流手段中,效果如何?
就像美国用好莱坞的电影输出价值观,电影的文化输出能力还是很强的,传播效果非常强,甚至能影响大部分观众的观点。你看就好像《孤注一掷》,它的确是对东南亚国家带来了一种冲击,我前几天刚刚从泰国回来,看到中国游客确实少了好多。
我一直希望我用电影告诉大家,每块土地、每片空间、每一个世界,都有它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美丽。在东南亚地区,可以说几百年前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大家算是兄弟姐妹。电影是最完美的,能供我们彼此分享不同生活方式跟文化的艺术手段。
整个东南亚地区同宗同族,爱情、亲情以及基本的价值观,实际整个华语地区还都是很接近。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定位,只拍什么类型的电影,我真的是在做一个生活的分享者。
不过,电影到底也只是交流的手段,不适合去讲什么大道理,应该追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我在拍摄的时候,个人比较喜欢分享真善美多一点点。
在我的电影里面,即便是惊悚片,我也不是想为了衬托恐怖,而去专门描述恐怖的人性。泰国惊悚电影还不一样,包括台湾的一些惊悚片,那些电影是很好看,但是看完还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希望自己的片中可以看到是一个真正动人的,有情感的角色。
电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和渠道。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电影作为国际关系中一种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交流手段,在跨文化传播中地位显著。我觉得,加强东南亚地区的电影交流,能极大的增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促进民间交流向好。